上班時，在英文書部看到一台塑膠玩具車。我蹲在桌邊笑了很久。同事沒好氣問：有什麼好笑呢？不過是文具贈品而已。猜想是好動活躍的小朋友拆開了商品，文具不要，只要車；玩厭了，就撂在書上。

我也不清楚有什麼好笑。我總是快樂於一些無聊的事。我只覺得有趣。好像書店變了一個樂園。我拿起玩具車玩了一陣子，然後把它帶回家。

他方的一天。

L：

過得並不平靜。被一些什麼咬著心。這種感覺最讓人不爽不快，卻又只能不聞不問。白天的時間失去動力。夜黑，就回家。如果真有所謂調整期。但誰會給你時間調整呢，一切還在運行中。除非你先放棄，不再於同一空間求存，另覓他方。

另覓他方，如同假日不在城裡。L，你好動愛熱鬧，我倒是喜靜的，愈來愈。若無安排約會又不想待在家，唯有書最可靠。往深圳讀兩三個小時。眼睛累，也屬飽足的疲倦；連同買回家的幾冊，總算是精神上的豐裕。

隨便逛逛，大門外原來是另一種同業風景。數檔地攤，從美容書到哲學家全集皆有，多是二手，圍觀者倒不少。我每天都在高度圓熟的買賣系統裡來來回回，偶見隨性自由的書的流動，我心是歡喜的。蹲下來看了一下，對面有個小孩，喊「媽媽！媽媽你看！」，亂翻地上的書。我拿出手機想拍她一張照片，她定神，看著我。

咖啡店裡有一對男女在談生意，女的不斷游說男的，幾年內就能賺多少個千萬。其餘的人，都對著電腦上線。我除了喝咖啡，沒做什麼，倒瞥見玻璃外的男子在看書，我職業病發，老想知道他在讀什麼。沒多久發現，是村上春樹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臨行前經過他的桌子，本想告訴他我也喜歡這小說，最後只注意到，他煙灰缸裡的煙蒂，已超過半包煙的份量。

這是我近來最喜歡的文。不節錄了，原文貼。

〈人間有過錢瑪莉 --- 鄧小宇如何書寫她／他的獨立宣言？〉／文：馬家輝

1. 獨立宣言

「穿 Kenzo 的女人」於 1977年11月至1984年10月間在《號外》雜誌連載，大抵每月一篇，橫跨八個年頭，中間偶有脫稿，最後累積了接近九十篇每篇兩千餘字的情仇愛恨和紙醉金迷。 小說經由一位叫做錢瑪莉的香港女人的主觀之眼啟航出海，以主觀之筆刻劃其身邊朋友以至其個人自身在情場上、在職場上的貪婪與焦慮、 迷惑與亢奮、挫敗與張狂，在這個叫做香港的城市，男男女女，兜兜轉轉，尋尋覓覓，各有際遇也各有抉擇，Jan、Martha、MiMi、Andy、Simon、Eric、Roy、Jackie、Ken、Charles、阿清、鄭祖蔭…... 各色人等輪番上場，每人身上都有或哀或喜的故事可說，從而合譜出一闕曾讓城中男女熱衷追讀的浮世樂章。

這是錢瑪莉的樂章，也是《號外》的樂章，更是香港的樂章。

「穿Kenzo 的女人」在《號外》而不是別的雜誌刊登，從誕生之始，當然已經注定了這篇小說與香港之間的緊密關係。

《號外》是什麼雜誌呢？ 呂大樂曾在2007年出版的《號外三十》特刊裡對這份雜誌的前世今生提出一番社會學考察。 他說：

「第一期於1976年9月出版。而剛好在一年之前香港觀察社成立。雖然兩者並無關係但卻有一共通點：不再停留在舊有那種左右派（在香 港意思是親中共Vs親國民黨）的二元化政治對立的思維而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的議程。這個以本地社會問題、利益為主題的議程的出現代表 上一代「舊政治」的淡出。雖然國共之爭依然沒完沒了各自繼續在香港搞統戰但已經無以為繼再難以主導公眾的關注和議論。 新社會議程的出現超越了舊有的左與右之分同時也擺脫了原來國共那種意識形態框架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各自以其價值、角度來審視香港的社會狀。 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在同一段時間內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會慢慢學習區分——香港不單止不是大陸或台灣 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的語言、生活，那一代人適逢其會，但同時也努力投入於各種新興行業、各種剛剛開放的社會參與的空間，為香港社會打開了新的局面，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直氣壯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 是的特色之一。」
　　
讀過「穿Kenzo 的女人」的我們都心知肚明，這部接近廿萬字的長篇小說正可為呂大樂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証; 是的，在這部看似以愛情追求為主題卻又遠遠不止於談情說愛的城市小說背後，其實隱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香港「本土文化獨立宣言」。

2. 自我書寫

「穿Kenzo 的女人」如何書寫她的「獨立宣言」？ 主要透過兩個路徑： 一、價值座標的確認; 二、語言策略的拓建。

「穿Kenzo 的女人」所 確認的價值座標，若用當下的流行用語來說，固然是以「中環價值」作為主軸，但值得注意的是，財富的有無固然是最起碼的成敗判準，可是在赤裸裸的鈔票之上， 亦有「品味」高低的好壞區別，當一個有錢的人欠缺了適宜的文化品味，在錢瑪莉和她的朋友們眼中，頂多只算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 這難免讓人聯想到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所常強調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文化慣習」(Habitus) 等分析概念。

Bourdieu 名著《區隔： 對於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Distinctions：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ment of Taste) 仔 細考察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日常生活實踐，指出所謂「高尚品味」與「普羅品味」之間的價值差距主要在一個博大而分殊的象徵符號系統內被建 構、被維繫、被強化、被使用，這個系統的價值意義一方面展現在具體的商品消費行為之上，什麼階層的人住什麼房子、用什麼傢俱、喝什麼茶、用什麼杯子、開什 麼汽車、穿什麼衣服、讀什麼書報…..統統成為其身分高低的標示圖騰，物以類聚，同級者互通聲氣，異類者互有排拒，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彼此之間互有距離; 另方面，符號系統的價值意義亦顯露於消費行為的「儀式禮教」上，即使都是有錢人，都負擔得起同一品牌的昂貴商品，但不一定每個人都懂得用「恰如其分」的方式去使用/享受商品，諸如旅行時的節目安排、喝紅酒時的端杯手勢、穿衣服時的顏色配搭、聊天時的談吐修辭等，一不小心，略有失儀，皆容易讓所謂「上等人」失去形象分數。 Bourdieu 不斷提醒我們，城市新興的小資階級努力透過各類文化言說策略 (尤其對於大眾傳媒的運作介入) 掌握了對於「高尚品味」的詮釋權力; 若用通俗的語言說便是，他們既贏了裡子，也贏了面子，他們內外通吃。

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本土城市文化恐怕亦經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品味區隔」歷程，在這過程裡，TVB 和《號外》扮演了不一樣的詮釋角色，如果前者屬於街坊普羅，後者便是中環宇宙，「穿Kenzo 的女人」代表了《號外》吹響關乎「文化品味」的聖戰號角，作者不僅透過故事中人的愛戀迷夢辨認/建構了一個對於絕大部分香港人來說肯定是炫目的、華麗的、陌生的商品符號系統 (從服裝到髮型、從食物到音樂、從住屋到裝潢、從旅遊地點到做愛場地，一天廿四小時的起居生活所需無不成為書內人物的品味區分判準)，以區別於 TVB 的電視藝員式消費取態 (狄波拉和何守信的穿著打扮便在書內屢遭調侃)，更常直接借作者之口對這系統進行意義詮釋，反覆告訴讀者，這是好的，那是壞的; 那種吃法是好的，這種吃法是壞的; 這樣的選擇是好的，那樣的選擇是壞的。 透過說故事，錢瑪莉其實亦在對香港說著大道理。

但必須注意的是，呂大樂說「直氣壯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 是的特色之一」固然是對的，可是「香港人」亦有階層屬性之分，錢瑪莉所代表的正是某類獨特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別忘了當時也有另幾群本土年輕人分別搞著《70年代雙周刊》和《年青人周報》之類刊物)，這群人掌握了大學精英教育的文化資本優勢，在七十年代中後期的香港社會裡，介入傳媒，高談闊論，利用不同的書寫/言說位置辨認/建構自己的文化階層和「次階層」; 換句話說，他們其實不僅在「反映」本土社會的某個文化階層的存在狀況，更同時在催生、促成、整固這個文化階層的存在意義。 在各式各樣的商品消費和消費儀式裡，透過分殊策略，這類香港年輕人發現了自己、宣示了自己、也肯定了自己。 (我又聯想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 Catherine Vance Yeh 在 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 書內的分析，晚清「上海才子」在筆記書、章回小說、旅遊指南、冶遊品鑑等寫作和出版過程作出了「自我書寫」，認清了自身的存在。)


3. 商品咒歌

「穿Kenzo 的女人」從小說名字開始已經標明她的宣言策略。 作者突出了一個高檔次的時裝品牌，但這個名牌早已不僅是名詞而更是形容詞，把這個品牌穿在身上，即時表明了這個女人的社會/文化階層以及她的生活態度、行為模式、價值立場..…. Kenzo 成為這個/類女人的存在圖騰，當你懂得辨認一個/類女人身上的時裝品牌，你便明白一個／類女人。

所以與其說整部作品圍繞著男男女女的情愛追逐打轉，不如說此等善男子善女子都只是商品消費圖騰系統內的效忠子民，這個系統才是主角，他們只屬配角。 所以整部作品從頭到尾充斥著商品商品商品以及對它們的好壞判別，琳瑯滿目的品牌名字，如何擁有它們、如何消費它們、如何展現它們，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它們區分出城市人之間的同類與異類，始是故事的真正咒歌精神。 若把小說拆解，男女只是皮相，商品才是血肉。

對此圖騰系統以及對它的執迷不悟，小說作者絕非全無省思，至少錢瑪莉的前男友 Andy 便曾激動地數落她道：

「You’re full of shit! 你和你那班豬朋狗友滿以為自己是權威成日講住那個有型、那個冇型、那個有格、那個冇格這幾年我已經聽到夠了你們所謂『靚』只不過是作賤自己千辛萬苦將自己曬黑然後花五百元電個頭買designer clothes還要拼命節食．．．錢瑪莉don’t you find it absurd？ 你們放自己高高在上what for？ You’re so damned stupid你年紀也不小了為什麼還不醒來？有時我真懷疑你的腦袋究竟想些什麼？你除了盤算怎樣將你每月的薪水tastefully spend之外你還有什麼計劃？你有嚐試關心過別人關心過我？沒有你從來沒有理會我的喜怒哀樂也費事分擔我的煩惱。問你自己當我不如意的時候你有給過我一句鼓勵說話？Never你根本不曾發覺你只注意Whether have the right look so that your friends can say錢瑪莉有一個識著衫、好風度的男朋友。Tell me我同你的皮鞋、手袋、汽車、衣服、suntan lotion有甚麼分別？Can’t you see？I am just one of your accessories！」

捱罵之後，錢瑪莉有沒有反省？ 有吧，至少她回家「哭了一個晚上」。 有沒有改變？ 那須視乎什麼叫做改變。 小說往下發展，錢瑪莉顯然對生命意義之類大命題、大述說想得比較頻密也比較深刻，但其生活基調終究仍在商品圖騰下落實進行，或許只因，中環仍在，中環始終在,「中環價值」永垂不朽，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本世紀 2010年，都是。 當咒歌奏起，總有一群人沒法子拒絕起舞。

4. 中國隱喻
　　
作為「本土文化宣言」，「穿Kenzo 的女人」不可能不處理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曖昧關係。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錢瑪莉及其友人對於「中國」這個名字既陌生也恐懼，卻亦沒法完全迴避，因為中國畢竟打開了門戶，跟香港人逐漸建立了多方位的接觸。 於 是我們透過小說人物窺見了點點滴滴的「中國故事」，錢瑪莉北上公幹、旅遊，替男朋友的家人帶電視機送給親戚朋友，也跟內地人有所溝通和合作和衝突，但故事 情節並非指向融合而反是突顯了香港身分的獨特性，因為錢瑪莉一直用「香港之眼」去看內地人的語言、穿著、行為、心態，而且於每回接觸之後皆加倍努力地認定 自己的香港特質／HongKongness引以為豪。

是的，當小說昂然連載到八十年代，所謂「九七問題」亦浮上水面 (有一篇獨立篇章的標題正是「一九九七」)，故事人物遂有移民「逃亡」的準備甚至行動，錢瑪莉直接道破自己和身邊女朋友的極度擔心： 「現在我真是要全心全意找老公了，澳洲人又好，丹麥人又好，巴西人都好，只要不是香港公民，我什麼都肯嫁，走o左先算」、「如果大陸收回香港，Landmark 那些商店會變成什麼？ 會不會通通都變成友誼商店？」、「一九九七之後，會不會仍有 Joyce Boutique，對很多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我一想起一九九七，我就不想得失他，以免將來他們公報私仇，捉我去耕田」…..如今回看，事過境遷，一九九七儘管已是昨日之事，但「香港 Vs. 中國」的文化對立依然近在身邊，錢瑪莉所認定的香港特質/HongKongness 及其可能之消逝仍對不少人構成困擾，所以，錢瑪莉不老; 她簡直是文化上的先知。

說到中國，便不能不說說鄭祖蔭。 他是錢瑪莉的追求者之一，她曾經認真地考慮嫁給他，熱戀苦戀，最後仍是空戀。 我注意到鄭祖蔭幾乎是書中唯一被錢瑪莉直呼漢名的香港男子，而且又「祖」又「蔭」，十分中國化，而更重要的是，他有著太多錢瑪莉所沒法了解的秘密，錢瑪莉自認看通了身邊所有男人，唯他除外; 因此，嘿，我經常忍不住把鄭祖蔭聯想為「中國隱喻」，他是香港人，卻亦是中國的化身，錢瑪莉始終掌握不了他，她對他，又愛又恨。 全書的「完結篇」不是這樣寫嗎？ 「沒錯，我始終不明白鄭祖蔭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以後也再沒有機會去明白，但我知道，在他奇怪的方式下，他是盡過力，他是愛過我，很多，很多。就是這一點，即使以後不再遇上，我也應該感到滿足了。」

5. 陰性偽裝

當然，鄭祖蔭可以是中國的隱喻，亦可以是性別的隱喻; 他曾跟錢瑪莉共度一宵卻拒絕性愛; 他有三個姐姐並且可能有一個女兒; 他出入於異域和香港之間經常來去無蹤，他兼有男性的陽剛也有女性的優雅….他是神秘的、不可解的，在眾多秘密的遮掩下，鄭祖蔭幾乎可被視為一種「複數的偽裝」。

作者為什麼安排這樣的一個神秘角色，如同作者為什麼選擇以女性身分來書寫這部小說並且刻意保持秘密十多廿年 (時到今天，「錢瑪莉 = 鄧小宇」已經不是秘密，但其實有心人當年早可從全書首篇首段的句子「鄧小宇一見到就感地問： 嘩，你件衫咁『有趣』，是哪位大師的作品？」中嗅出作者的身分端倪)，箇中是否存在一種叫做「陰性偽裝」(feminine masquerade) 的書寫策略，跟作者的生活實踐和情慾取向有著直接相關，頗值文學研究者進一步探索。
乍看之下，「穿Kenzo 的女人」主 要以女人之眼述說女性心態，作者敏銳地看見七十年代中後期有一群叫做「女強人」的香港女性出現，她們懂得賺錢，勇於獨立，敢於愛恨，對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 係有著一番新見與執著，錢瑪莉和她的女友們幾乎是「第一代港女」甚至「第一代剩女」的不同面向的不同代表，可是，在細述女性心事的同時，錢瑪莉之筆豈不亦 是在素描香港男人的嘴臉與儀容？ 香港男人的眾生相豈不亦是作者筆下的常態主題？ 男性作者透過女性身分評斷男人高低，男性作者把情仇愛恨經由女性口吻投擲到男人身上，這中間有著什麼樣的曲折防衛機制和書寫偽裝戰術，確是文化研究的大好主題，但這當然是誠懇而嚴肅的學術探索，非關八卦。

6. 不敗不老

「穿Kenzo 的女人」於1985年底結集成書，翌年初再出《續集》，出版社是已經停止運作的「博益」； 廿 六年後的今天，「香港三聯」把正集和續集合成新版，作者稍作潤刪，又增補了當年由於種種考慮未及收錄於書的十三篇文章，是為「銀禧」紀念之作，意義重大， 尤值今天所謂「第四代」的香港年輕族群細讀深思，好讓他們看見，香港曾經，曾經香港，亦有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人跟他們一樣對自身的存在充滿徬徨與驕傲、質 問與認同，「本土文化獨立宣言」畢竟是一項現在進行式的莊嚴工程，歷史畢竟並非由「第四代」的奮力抗爭開始。

好吧，即使不論什麼「獨立宣言」，也不理會什麼「文化身分自我書寫」，即使僅把這部小說看成七十年代中後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某個香港社會階層的生活狀態文字記錄，亦極富閱讀趣味，原來當年一位「女強人」的月薪大概三四千元，原來當年城中女人都在關心「朱玲玲是不是和 Tim Fok」和「劉娟娟在 Sassoon 染的紫色頭髮」，原來當年這個那個時裝品牌曾經紅極一時成為流行指標，原來香港男人曾在何守信的號召下滿街都穿獵裝，原來當年等男朋友電話必須整天坐在家裡只因沒有手機這種怪東西……段落與段落的文字連結猶如一張張寶儷萊的速拍影像承載著香港的流金歲月，透過它，讀者可以重新發現香港，也可以，重新感動。

然而歲月不會靜止，是的，life must go on，錢瑪莉仍會老，如果她擁有變老的運氣的話。 屈指一算，如果錢瑪莉活到今天，應該已有五十三、四歲了，不算老，仍屬中年，故最慘，理應陷在「人到中年百事哀」的尷尬生命階段，有錢冇錢，都一樣。 故我忍不住想像今天的錢瑪莉到底在做些什麼？ 住在擎天半島抑或貝沙灣？ 會否在金融風暴或雷曼迷債裡損手爛腳？ 嘿，那個坐在中環某銀行門外高喊「還錢! 還錢! 還錢!」的女人會否就是她？ 錢瑪莉的朋友們呢？ Mimi呢？ Jan？ Martha？ 會否因為乳癌而切掉了某邊乳房？ 離了幾次婚？ 是否變了大肥婆？ 更年期了，是否仍然迷戀造愛？ 有沒有去美容醫院用幾十條黃金線拉緊面皮？ Simon 呢？ 變禿頭了嗎？ 阿清呢？ 坐牢了嗎？ 這些或許都是錢瑪莉的資深粉絲的心中問號，但聰明的鄧小宇當然不會提供答案，大家分頭去想，大家終究都些年紀了，應該明白人生苦樂。

最近某個下午跟鄧小宇坐在灣仔酒吧 happy hour，我提醒他，錢瑪莉今年有五十三、四歲了，他呆了幾秒，想了一下，用略帶傷感的語調回答，啊，是啊，老了。

別擔心，小宇，老有老的生活，錢瑪莉敢作敢為，只要仍有一口氣在，沒有事情可以難倒她; 更重要的是，留在書裡的錢瑪莉，永恆美麗，永遠青春。 錢瑪莉會老亦不會老。

7. 我們努力-ing

喔，對了，前面我說「穿 Kenzo 的女人」作為「本土文化獨立宣言」，採用了兩項書寫策略，其一是價值座標的確認，另一項是語言策略的拓建; 我長篇大論了前者，幾乎忘記了後者。
但後者與其讓我來說，不如讓我再次引述我經常引述的一段陳冠中言詞。 卅年前他為「城市筆記」叢書寫序，道破了在香港寫作的趣味與著力，而「穿Kenzo 的女人」正是箇中代表，其揉合廣東話、英文及所謂「規範漢語」的文字風格是典型的港式書寫，proudly。 我曾在自己的《愛. 江湖》書序裡借引陳冠中序言，如今由我替錢瑪莉/鄧小宇寫序，再引一回，好文相贈，這或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相濡以沫」吧：

「我們乃雜牌軍偶然春風化雨長大成為同路人集體頗蠱惑地利用各種刁鑽偏鋒的寫法進入香港多中心多詮釋的現實凝固捕捉轉瞬即逝似有似無的本地現象甚至 毫不猶豫地扭曲中文獨創句子來定影一些大家心中有數但不一定說得出來的感覺。大概如尼采所說我們寫文是為了令一些本來未曾表達或不能表達的東西變成可以 表達至於這些東西是否值得表達或保留我不知道就讓直覺的寫作衝動代替文章留萬世的大包袱吧。

正如香港我們沒有先例難找借鏡誤打誤撞自訂遊戲規則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欺。我常警愓自己寫文不要急於附和既有的文學標準不要自動獻身去配合任何文化大傳統是叛徒創造傳統、異端轉化正統。

Together let's live out and write down all the contradictions of our time.」

沒錯，陳冠中，鄧小宇，我們各自努力過，更仍在努力中。 那美好的一仗，我們仍然在打。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時代。

書包。

L：

某回走過一家小書店。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大叔。我看著看著，見到些舊書，想讀，就買了。

付錢時，大叔問：妳書包還有位置嘛呵，那我就不給你袋子了。

書包。書包。

恐怕是我的隨身袋，實在太大了。自從被大叔形容為書包後，我真覺得，它就是了。而的確多年以來，無論如何，總帶至少一冊書和一本當期雜誌出外，途中也許不會看得完，但比起想讀又沒得讀好。

書，雜誌，習慣戒不掉；化妝袋，沒本錢花枝招展，但要求自己眉目整齊還是應該的；筆袋，工作用，書寫用；一天一頁的厚裝行事曆（今年改用誠品的，小一點），生活瑣碎雜亂，得列明記之，亦作筆記用；相機，亦是習慣；iPod，與吵嘈的城市保持最大距離。

還不計算錢包之類。難怪，從不傾慕名牌小手袋。譬如有實際考慮：我的物品，如何容得下。

假若一個女人必須要配上精緻手袋，L，我想，我一輩子都當不了合格的女人。重點是，我喜歡我的書包。

許久沒讀過一冊書，文字真實得教我害怕。

便有那樣一個晚上，苗栗十二月的風好冷好大，我們站在簡陋的台上，聽黎國媛彈奏甜得令人心碎的德布西。乃至選前之夜，結束了所有的競選活動，我和天文隨著藍波的夥伴們人手一盞風中燭火，長列走過夜市市街、走過農業縣早寢的黑暗街巷人家、邊走邊唱走回競選總 部……我竟忘了迎面周遭人群的神情和反應，世故的小說家們沉醉著，失職了。

﹣﹣ 朱天心 序

《戰風車── 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藍博洲。

「再躺下的時候，他歎了口氣，覺得他舊日的善良的空氣一點一點偷著走近，包圍了他。無數的煩憂與責任與蚊子一同嗡嗡飛繞，叮他，吮吸他。

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紅玫瑰與白玫瑰》。張愛玲。

但我還有點書事：諾貝爾。

L：

諾貝爾與書。儘管聽過類似批評，並且不少：真膚淺。人家得獎了，才想到去買一冊書。其實也無所謂高低。 過往幾年，Paul Krugman，Doris Lessing，現在的高錕，頒獎日子到，書一下子更搶手。問心說，我是高興的。相關的新書耀眼了，舊文字同時重新被認識被記起了，無論如何，亦屬天大好事。

當然我還很記得06 年賣個滿堂紅的帕慕克。在他得了諾貝爾後，《我的名字叫紅》，連帶《黑色之書》、《雪》、《白色城堡》、《新人生》（麥田出版）、《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馬可孛羅出版），都動起來。除了固有的忠實粉絲，諾貝爾獎顯然為帕慕克帶來更多讀者。新作 The Museum of Innocence，08 年在土耳其出版，一直乾等（此城讀中讀英，應該遠超於土耳其原文吧，我猜），英譯本最近終於來到書店，很快又被賣走了。帕慕克用十年精力完成故事，背景設在1975 至今的土耳其上流社會，做了大量資料搜集，為的是要處理一個簡單但永遠棘手的問題：什麼是愛？書還在讀，L，其中一章 “Come Again Tomorrow, and We Can Sit Together Again“ 已教我流淚。記不記得帕慕克上一本著作 Other Colours: Essays and a Story ，我是喜歡的。他用了簡單又極其深刻的句，描寫女兒的神態: "watching the world from the corner of her eye and her father watching her watch the world." 是的啊是寫到往心坎處。作為父親，他筆下，永遠有一種看似矛盾但其實十分自然的、並存的愁緒和滿足。

帕慕克曾有過一番很率真的訪談話，他指，諾貝爾獎之後，原以為一切沒有兩樣，後來才發現自己太樂觀。是變了，變得政治化。但不變的是他的律己性，早起，寫作，按日程，安於做個快樂的作家。這種自覺的喜悅，大概非關諾貝爾，非關榮耀，L，我真的相信。

牠說，牠想要一個朋友。

L：

看到書架那本書嗎。一只猩猩，頭上有頭小貓。在出版社目錄見 Little Beauty 的封面，就喜歡它了。

也許有點印象。記不記得「香港書獎 2008」裡，此書中譯本《大猩猩與小星星》（台灣格林文化出版）就是候選書之一。動物園的猩猩會手語，也一直能表達牠想要的，但仍感到不快樂。直至某天，猩猩終於跟管理員說，牠其實想要一個朋友，於是貓咪就來了。作者 Anthony Browne 是本屆的 The Children’s Laureate 得主，在英國老家積極發起教育運動，鼓勵兒童在課堂上多畫多閱讀，多運用創意，同時反對學校過多的評核試。他的故事簡單但溫柔，畫功細緻無比，一個表情，一張沙發，一幅牆紙的圖案。

一直沒有太多機會細讀童書。最近有。書店裡放童書的地方擴大了，書多了。種類廣，層次複雜，開度不一。選書的時候，上架的時候，都格外花精神。L，你知我總是心急，尤其閱讀，向來沒耐性看繪本，因為文字少，不消一刻就想翻完。可童書卻急不來，每頁都欣賞好一陣子。

Anthony Browne 曾說，圖畫書（picture books）是給任何年齡的讀者，它不會因我們漸老而被拋諸腦後。看來， L，我最近懂了。

許久沒有出現一本讓我心跳的書了。最近有。村上春樹的《1Q84》。心跳是因為緊張，因為期待。就好像以前做傳媒時，有些事不許失掉，不許遲，天天追問（台灣時報的朋友比較有耐性，否則早已把我殺掉）。十一月出版，現在預購。

「好！我們再抄一張。」

因為工作，書展裡，每天跑來跑去好幾個地方，其中一處是文藝廊。這幾日我唯一開心的是，每天都有大條道理，看張愛玲的遺物，看張愛玲的筆跡，至少一遍。

跟陳子善教授在不同的角落碰了面，他說哎呀怎麼妳這個女孩子到處擺攤位賣書呢，到處都見到妳。我說你也不難找啊，有張愛玲的地方就有你。他聽到張愛玲三個字就是那麼快樂地笑。場館展出了語錄，陳教授低頭，拿著便條一張一張抄下來，抄完了，明明筆跟紙都收進隨身袋，沒到兩三秒又掏出來：「好！我們再抄一張。」那種喜悅的感染力，強大的程度，讓身邊的人如我誤以為，也許眼前的語錄不單止是紙張承載的文字，而是可以用耳朵聽到的、才女的聲音。

喔對了。張愛玲說話的音調，到底是怎樣的呢。

如同復原感情。

L：

在經典面世四十五年後，海明威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要「被還原」了。

還原的意味，不只把從沒曝光的資料整理增補，成為書的新的版本；從另一個層次看，就是把多年以來流傳著的文本「恢復真貌」，由此理解，我們一直讀到的版本，似乎並非事實的全部了。

1920 年代，海明威與首任妻子曾待過巴黎一段時間，對該地方充滿感覺。但 L，放心，那城仍是海明威心目中的巴黎，仍是，他口中所稱許的：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t stays with you, for Paris is a movable feast.

這書，海明威於晚年正式動筆，其時他已經歷四次婚姻。新版本改動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與女人們之間的情感澄清。他和第一任妻子分開，主因是妻子好友 Pauline 的出現。這名家境富裕的女孩，其後成了海明威第二任妻子。我們都記得書末一章 “There Is Never Any End To Paris” 對不對：

It is that an unmarried young woman becomes the temporary best friend of another young woman who is married, goes to live with the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n unknowingly, innocently and unrelentingly sets out to marry the husband. When the husband is a writer and doing difficult work on a book so that he is occupied much of the time and is not a good companion or partner to his wife for a big part of the day, the arrangement has advantages until you know how it works out. The husband has two attractive girls around when he has finished work. One is new and strange and if he has bad luck he gets to love them both.

《流動的饗宴》是未完成的作品，海明威自殺後，第四任妻子 Mary 整理這書手稿，撰文強調丈夫已徹底完成收筆，並決定收拾遺留下來的片段，「創造」以上最尾一章。不單末節，其實整體內文一直被學者質疑，指出編者很可能刻意刪去海明威對首任妻子的緬懷及懺悔描寫（研究者認為，從海明威其他稿件佐證，這女人為他而言，能說的豈止如此），當然，全文更加輕視 Pauline 的存在。同時，她與出版社又狠狠調動過海明威本來設定好的章節先後排列，整部書已面目全非，即使她仍堅持這必是丈夫的原意。

如今策劃還原工程的是海明威家族兩叔侄，也正正為 Pauline 與大文豪的後代 ﹣﹣她的兒子及孫子。作為「還原版」主編，Pauline 的親孫子按著祖父的文章次序原意出版，重新審視手稿，注入一些，本來海明威打算將之放在下一本書的材料，當中包括祖父當年離開首任妻子所背負的罪疚感，以及力證，親祖母也曾帶給祖父一段不能忘卻的愉快光陰，復原已流逝了的，幾近再沒有後人提及的時日，也為她討回感情公道。

這到底是否最貼近海明威心目中的版本，說不準（有說海明威本身改寫自己作品也改得很兇）。書寫能否真正還原，我不確定；假如海明威尚在世，假如兒子問孫兒問：老爸啊爺爺啊你到底喜歡那個版本？L，你猜，他將會如何把它定稿。

我又受了愛書人的恩惠。

林兄真的寵壞了吾輩讀書人。我自己收書不善已不消提，再詳說也只有臉紅慚愧。簡述便是當初搬屋時丟失重要文學作品一冊，最近拿起紙筆，著手要寫一些什麼時，才驚覺遍尋不獲。急急找他，問可有在坊間二手書店見其蹤影。林兄是慷慨的，二話不說，把自己書架上的一冊轉贈給我，他的理由是「書也揀主人」，今天我對它有感知，而他自己短期內又不會重讀，故此刻書到我手就合宜了，淘舊書的意義也正正在此。

這還不只。林兄還加送博益版周耀輝的《道德男人》。真感激。我們都喜歡黃耀明和方大同對不對，從「終於黑得一切陣線亦踰越／愈亂愈像一次革命難逆轉」到「在／哪裡記載／第一個桃花賊／誰在／哪裡典賣／第一支紫玉釵」，周耀輝寫過許多不錯的詞。早前在內地復刻的《梳頭記》，淡淡的日記細碎頓時感到一個人真的有一個人的時日，能化成文字，讀來就覺得既溫存又愜意了：

「這些日子以來我是怎樣過的？我可以怎樣告訴你我的近況呢？也許可以這樣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男子（有人建議我以這個題目寫篇文章），漸漸覺得世事本來無可無不可。倘若那只小小的青蛙確曾跳出井外，如今已回到井中，每天望著圓圓的天空，聽著空氣盤旋井壁的聲音。真的，一切不過是聲音。」〈一切不過是聲音〉。《梳頭記》。

林兄贈我書那晚，我回家，作了一件浩大的家居事。把讀過的、可見的餘生日子也不打算重翻的，一份一份分好，貼上萬事貼，送出去。讀書啊意思就在這。

我極需要穩定的心神，來繼續我的尋常生活。我花很大力氣做這事。你大概不曉得當情緒跌宕時，那種起伏，可以有多可怕，多具摧毀性。

我和黃燦然通過電話，通過電郵，他曾送我詩集，就是沒有見過。昨離開辦公室，想靜靜聽詩，聽一下就走。在 Kubrick 詩會見到一個瘦削男子站在我前面，活動完後才知是他。我以最簡單的方法與他相認：黃先生，我是劉美兒。

黃敲敲頭殼，笑說哎呀原來就是妳。他隨即從背包拿了新詩集出來送我。是天地出版的《我的靈魂 詩選 1994 - 2005》。黃是健談的，是快樂的。他的詩，那麼生活化，那麼直率，如一個又一個的動人故事。

我跟記者說，專訪寫得好看。他倒是謙虛起來了。

按圖放大，可以閱讀仔細仔細。

最新的 The New Yorker 刊登了 John Updike 的詩。書要出了。抄一段起名叫 Hospital 的在這。我很喜歡。一月時他病逝了，在書店整理有關他的資料和書籍，看了一堆圖片。從年少到老。他有副特別的輪廓。

My wife of thirty years is on the phone.
I get a busy signal, and I know
she's in her grief and needs to organize
consulting friends. But me, I need her voice;
her body is the only locus where
my desolation bumps against its end.

我實在喜歡這書。

關於張愛玲的二三事。

「沒有她們也會有別人，我不能與半個人類為敵。」 ﹣﹣《小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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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圓》裡，常有「顯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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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書忙了好幾天。問身旁的前輩，不過是短短幾天而已，《小團圓》已是暢銷書了，是不是。我喚它暢銷書可以嘛。前輩點頭說，當然，那當然，好幾回補了又賣斷，補了又賣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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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店裡大家都是尋找《小團圓》。有些明顯是張迷，站著書架前跟他們談著談著就談了好一些時間。有些，是初次接觸張愛玲，拿起書翻了兩頁，有點猶豫，於是前來問我：《小團圓》好看嗎。那麼〈色，戒〉好看還是《小團圓》好看。我不懂答，老是說：都好看呀。後來覺得答案很敷衍，索性誠誠實實地告訴他們：於我而言，似乎沒有不好看的張愛玲。他們聽了多半會笑。另有些記錯了書名，問我還有沒有《大團圓》，聽來有趣，但細想，張愛玲不是自己說了嗎：一算約有十八萬字，真是《大團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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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去了幾個晚飯。座上客都高談闊論《小團圓》。片面的印象，簡單的形容詞，就概括了我心中那麼好的女作家。聽著，心裡就肯定，嗯，他們應沒怎麼讀過張愛玲了。在他們眼中，這書也許跟一個復刻版名牌手袋沒分別。都是話題。所謂「文化修養」，就是這樣展現了。起初有點納悶，差點想中途離席。後來看開了就覺得不要緊。真的不要緊啊反正這讓我更珍惜《小團圓》的一字一句。而我，將要讀第二次。

張愛玲，依然是張愛玲。